红会救护总队长林可胜博士
时间: 2015-08-29 来源: 贵阳文明网 字体: [] [] [] [打印] [关闭]


林可胜

  

    林可胜先生祖籍福建,1897 年10 月15 日出生于新加坡一个华侨家庭。父亲林文庆是厦门大学首任校长。他自幼在英国读书,毕业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成绩优异,获医学博士、科学博士学位,后来又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轻的林可胜曾作为印度远征军廓尔喀团的准尉军医在法国服役两年。回归祖国后,受聘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教授,时年不过30 岁。1933 年以一名教授身份,号召协和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和医院部分医护人员,组成抗日医疗救护队,开赴古北口前线,从事战地医疗救护工作。
   
事后,林先生在协和医学院组建了军医官救护训练队(Medical Officer Training Corps ,简称MOTC) ,在课余时间,除实习医生外,一至四年级同学一律参加。训练课目主要是战地急救和担架搬运操练,他还制定标准手术器械箱和急救药物箱示范。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以后红会救护总队的一次小型预演。
   
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配合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潮,履行日内瓦公约的原则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救治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军民,于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了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战时救护委员会。战争失利,武汉吃紧, 1938年6月迁到长沙,为了集中救护、医疗、医防事业,组织和协调各战区的战地救护和医疗工作,将战时救护委员会及有关救护、医疗事业的人员、器材、运输工具等,改组成立了“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商得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其理事会通过,任命林可胜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总干事兼总会救护总队长。救护总队与国民政府行政院卫生署在长沙合办“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林可胜兼任主任),组编医护卫生队,派赴全国各战区担负救护伤病员及民众的工作。
   
向美国医药援华会作宣传
   
红会救护总队的医药卫生器材和经费主要靠国内外平民百姓和忠义人士的捐赠,其中以美国最多。美国医药卫生界人士还组建了“美国医药援华会”( American Bureau for Medical Aid to China ———简称ABMAC) ,筹划医药器材装备和资金,热情支援。在香港还成立了ABMAC 办事处,由英国人塞文克莱夫人负责,受林先生指挥。在太平洋事变以前,林先生每年必携带红会救护总队的工作成果、图表、照片以及电影片等资料,自香港飞往美国,向医界和社会人士做广泛宣传报道。美国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自愿协助林先生作义务宣传员。林先生在职的6 年间,募捐的款项计达6600 万美元 。那时美元很值钱,32 美元值一盎司黄金, (时下1200-1300 多美元值一盎司黄金) 。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林先生就是凭借上述人才、物力和资金的优势,运筹帷幄,苦心经营,谱写出抗日战争史上红会救护总队的光辉篇章。
   
视察前方
   
红会总队部各救护队的作业,往往随着军事形势的发展而转移,常在部队运动中进行。每当日军发动攻势、前方吃紧时,林总队长辄亲临战地,督导救护队的作业,就地解决问题。例如,1940 年,林总曾到湘北视察。他非常注意实效,在烈日下,赤脚草鞋,步行走路时,不许讲话。后来,他告诫说:“走路时讲话,最消耗体力。”他日行百里,晚上同东欧医生詹森、甘道扬等长谈至深夜无倦容。他看到某大队长行军时坐滑竿,严加批评,立令辞去滑竿步行。每到宿地,总是自己动手铺床,挂蚊帐,反对带勤务员。他精力充沛,体力过人,处处以身作则。他既是一位学识渊博,善于应用科学思维启发他的队员达成任务的领导,又是一位多才多艺,讲求实效的实干家。他一路的言行,既是以身作则的楷模,也鼓舞了红会救护队员的士气,赢得军民一致地颂扬。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慕名三访救护总队部
   
史沫特莱女士与林可胜交往甚密,除在美国帮助林先生给红会总队部募集医药卫生器材和资金外,她还三次访问过红会救护总队部。
   
第一次访问是在1938 年的长沙。史沫特莱从江西新四军方面、由一个“小鬼”陪同由陆路来到长沙。找林可胜总队长拨发给前方奇缺的医药,尤其是治“打摆子”(疟疾) 的奎宁片和针剂。新四军每天成百战士、倒在路旁或山坡上发烧发抖。在她的影响下,林先生适时地派出两个救护队去到新四军战区从事医疗救护工作。
   
1940 年春夏之交,史沫特莱女士来到图云关,造访林总队长。适林总去湘北视察、调整队伍,改由红会总队部指导员兼卫训总所副主任张先林接待。
   
1940 年7 月,日机频繁空袭贵阳郊区,就在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女士再次来到图云关。正遇敌机来袭,卫训所教学医院——167 后方医院被击中三弹,部分病房被毁,5 人受伤,其中一人是护士。史沫特莱目睹日军这种暴行,心情非常激动。连日伏在打字机上,打出多份新闻报导,发向世界各通讯社,揭露日本鬼子轰炸红十字会医院的野蛮暴行。
   
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支援
   
红会救护总队在八年抗战中的头几年,既在国统区工作,也在敌后解放区工作,这以林可胜博士不分党派,奉行总队“救死扶伤,博爱恤兵”的宗旨密切相关。例如:1938年初,林可胜总队长就指派齐清心大队长率队奔赴延安,协助医疗工作。把一个医疗救护队派到宝塔山边区医院,一个队派到甘谷驿兵站医院,一个医护队则留在延安市内门诊部协助工作 。
   
1937 年,红会总队在汉口时,林总队长与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取得联系,拟派三个医疗救护队进入解放区。1937 年9 月,经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叶剑英同志的安排,这三个队越过日寇封锁线,过了黄河、抵达山西垣曲八路军留守处;1938 年1 月抵达潞城,受到朱总司令和杨尚昆同志的接见,并派到沁县为伤病员服务。1939 年,江声涛医生自德国回国,途经香港时,宋庆龄同志以“保卫中国同盟”名义,自国外募得一批医疗器材,委托江医生护送至西安,转送到延安。在西安红会救护第一大队长万福恩(大队部那时在西安) 安排下,把江医生编入第40 队任队长,带队到白求恩医院工作。这批医疗器材、最终也设法带到延安。以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巴吉尔为首的英国援华团,携带约10 吨重的贵重医药器材,于1939 年冬,自贵阳出发,由林可胜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长名义委派西北视导员郭绍兴在陕西汉中接待,帮助该团经汉中(宝鸡) 将这批物资运到西安、交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几经周折,这批物资大部运达延安。
   
同年,红会总队部也派出两个医疗救护队,到江西新四军战区工作。1939 年夏,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来到图云关,会见林可胜,请领医药卫生器材,对奎宁丸(即金鸡纳霜) 尤为重视,林先生均按申请单加倍赠予。
   
蒋介石召见
   
1940 年夏,林可胜公差到重庆,寓军医署(署长卢致德是林的学生)。一天忽接到蒋介石召见的电话命令。按指定时间,林可胜率秘书汪犹春到侍从室报到,由侍从室主任王世和引进谈话。蒋的谈话内容林先生整理成三点存档:“一、对林可胜本人在国际享有声望,给红会争取到大量医药器材、救护车辆、毛毯和赠款,备加赞赏;二、林可胜缺少行政经验,人事管理制度不够健全,总队和所属救护大队、中队、小队,还有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人员庞杂,难免有乱党分子混入;三、回去好好整顿一下。近期内命令有关部门,派个能干的人去贵阳,成立政治部,协助一切。”因为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事,红会总会会长王正廷曾把林先生叫到重庆去问话。回到贵阳时,林先生又被军统特务抓走,后经陈诚说情才被保了出来。
   
率队随远征军出征
   
1942 年4 月初,林可胜以中国远征军军医视察总监名义奉命率计苏华(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国家保健局长兼北京医院院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严家贵和龚念慈带 3 个红会救护队和一个救护车队(队长张世恩,地下党员)以及运输股主任胡会林、外科医生王贵恒和秘书汪犹春随远征军援英入缅。卫训总所主任职务由严智钟少将暂代。不日即到达缅甸的腊戍。旋又奉命推进至西堡,准备在一土司别墅开设收容所,预设手术室,还打算招标,筹建以竹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简易病院。林总一行正在眉苗向上级请示未归之时,不料军情突变,敌十八师团绕过棠吉(东枝) 、直取腊戍,即将切断远征军的退路。由此,3 个救护队率伤病员即行回国。运输股主任胡会林检查红会腊戍仓库物资完毕后,也先期回国。
   
两次遇险
   
4 月23 日,据报日军快速部队就要抵达腊戍,归途已被切断,而这时林总一行尚在眉苗。在此情况下,林总断然决定,改道密支那,再东去云南腾冲,马上乘车离开驻地。林总一行是最后一批离开眉苗的中国军人。途中已可听见曼德勒方向的隆隆炮声。渡过伊洛瓦底江后,没有可通汽车的公路,更无火车,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忽发现江边有一艘弃置的江轮,是以燃烧木材为动力的。大家动手从岸边找来一大堆木料,由张世恩权作江轮司机,马上开船。在轮上,林总非常警惕、不断望两岸和天空,忽然瞥见敌机数架、朝江轮方向飞来,林总喝令江轮赶快靠岸,大家下船,匍伏在岸边草丛中。敌机投下数枚燃烧弹,在林总一行附近爆炸,幸无人员伤亡,江轮无损。但口鼻头发、衣物及汽轮留有一股呛人口鼻的硫磺味,令人难耐。洗濯后,继续乘轮趱行。
   
晚抵喀什,弃轮,连夜步行,到达那巴,乘上火车。这列火车第一节车厢装有远征军一批军火弹药,其余为掉队的英、印、缅官兵和伤病员,林总一行上了末一节车厢。行至中途,突然发生撞车事故,第一节车厢军火爆炸,押车官兵遇难。原来是日军收买了缅奸,买通前面火车站司机,把一列空车开到林总所乘列车的轨道上 ,故意造成撞车事故。林总是车上唯一的将官 ,率众察看了现场, 有人建议,我们的列车被撞,上行车头出轨道了,但下行车头尚在轨道上可用” 。林总问:“谁会开车?”一个戴红头巾的黑脸大汉说:“I can”,这位大汉试着开了一段倒车,又开回到原处, 停下,“下车很有礼貌地请林总下令叫大家上车,”同时, 并挥手高呼“Get on !”沿途车站遍传日军快速部队即将到达密支那,所以列车未在密支那停留,即直开孟拱。
   
上野人山,西去印度
   
到达孟拱后,就传来日军占领密支那的消息。林总断然决定:“上野人山、去印度,再考虑回国的问题。”请得孟拱铁路中方人员的同意,派了两辆卡车送林总一行去孟关办事处。该处负责人告诉林总:“要去印度,可先到新平洋,那里有英军补给站,领取军粮后,再爬山。”
   
新平洋当时是一乡镇集市,有英军补给仓库,有卖骡子的,也有卖苦力的。林总派人到英军补给站领了20 袋军粮,买了十几匹骡子驮粮,雇了十几个印度劳动力、顶运行李,遂爬上了野人山道。山路极为险峻,森林茂密、遮天蔽日。有时泥泞难行,有时群猴挡道,林总一行只好在其中间穿行。走了20 余日,骡子已摔死5 匹,民工也只剩下两人,可见山岭险峻难行。抵达印境,林总被一架小飞机接去新德里。据说,印度的卫生署长是林总在英国爱丁堡大学任教授时的学生。从新德里回来时,北方边防司令举行了礼节性的欢迎。借到一位英国茶园主的别墅房两间,权作林总的办公室与卧室。
   
在印度关注军医训练
   
1942 年秋,中国驻印军成立。为了提高中国军队的素质,反攻北缅,给我国重建一条国际通道并配合盟军的总战略,在印度比哈尔邦的兰伽和昆明的黑林铺成立了美军训练中心。其中,军医的训练一半由中国人员责。为此林总虽身在印度,却电令贵阳从卫训总所抽调以马安权医师和戴根法工程师为首的医疗环境卫生工程队20 余人去了印度的兰姆伽。为了同一目的,派出杨文达、汪凯熙和虞颂庭等医护人员20 多人的医疗队,去了昆明的黑林铺,参加了那里的军医军护的培训工作。由于中国教官的参加,大大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补充了西方教官的不足。
   
重返图云关
   
1943 年3 月的一天,林可胜先生携秘书汪犹春,自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军用机场搭美军便机,飞返昆明。翌日,去黑林铺会见江南兵站总监陈劲节。陈总监转告林先生重庆方面要求他即日飞渝述职,并当面交给林总买好的去重庆的飞机票。
   
林总自印度经由重庆返抵贵阳的喜讯很快传遍图云关。他随军援英人缅、印将近一年,杳无音讯,传闻曾途遇危险,牵动着总队部和卫训所每个成员的心。今天平安归来,是总队部与卫训所之福。为了表达这两个单位同仁的心情,择吉日,举办了热情洋溢的欢迎会,到处悬灯结彩,还邀请“厉(慧良) 家班”演戏3 天,以资庆祝。中文秘书詹汝嘉先生,特赋藏头诗七律一首,抒发了群众对林可胜先生的厚爱与感情,诗曰:
   
“欢跃声中发浩歌,迎来绝域异闻多。
   
林林壮志怀诸葛,总总雄心迈伏波。
   
队伍伤残蜀道苦,长官慈爱醉颜酡。
   
回春妙手膏肓起,国才无双一笑啊。”
   
把庆祝活动推向高潮。
   
关心驻印军的军医事业
   
自1943 年夏,林可胜先生辞去红会救护总队长和总干事后,他仍以卫训总所主任的资格继续关注着中国驻印军抗日收北缅的战局。是年夏,他由卫训总所派出防疫学组代理主任薛庆煜去印度阿萨姆邦的雷多,出任了驻印军新三十八师军医处长。迨至1944年8 月,击灭日王牌军十八师团及其他师团,收复密支那,薛庆煜担任了新一军的军医处长后;他又派遣卫训总所外科学组教官张涤生(今为我国国际驰名的整复外科学与显微外科学专家、工程院院士)去密支那接替了新三十八师军医处的遗缺。他们不负林先生和国家的厚望,胜利地完成了战地救死扶伤,保持部队高度健康水平,常胜不衰,达成收复北缅,给我国另辟一条国际通道——中印公路的任务,于1945年6月凯旋。
   
在军医署的贡献
   
1944 年的下半年,陈诚出任了重庆政府的军政部长,夙仰林可胜的贤名,拟请他出任军医署长。办法是双方对调,即把林先生从卫训总所主任调为军医署长,把他的学生卢致德从军医署长调为卫训总所主任。就林先生本身而言,因在红会任内,吃尽苦头,根本无意担任此职,尤其是要他接替他的学生。但调令下达,推辞无方,只好勉强就任。
   
在林先生担任军医署长期间,做了一件大好事。他把卫训总所与分所,安顺军医学校的全班人马和原红会救护总队的高级业务班子,按照他心目中“医学中心”的模式,在上海江湾组建成“国防医学院”,自兼院长。当1948 年下半年,蒋政权勒令国防医学院迁台时,他的非正统思想再度起了作用。他明遵命令,暗则放任自流。除学生大队及少数高级科技领导人员不得不迁台者外,约有百分之九十的科技人员留在大陆,为祖国的建设服务。即使去台湾的科技人员中,也并非完全自愿,例如外科专家张先林,在是年秋就被迫把他的老母亲先送往台湾。显然,这是用作“人质”,逼张先林非去台湾不可,而张先林当时正是我上海地下党组织争取他去东北解放区,筹建大连医学院的成员之一。林可胜先生这一举措给我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和其他医学院校留下大批骨干力量。他本人也未去台湾,而是去了美国,继续在生理学研究方面发挥他的才能,做出许多杰出的贡献。不幸因患食道鳞状上皮癌,于1969 年7 月8 日逝世,亨年72 岁。
   
詹姆斯·贝特兰教授评价
   
林可胜先生创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6 年经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新西兰詹姆斯·贝特兰教授说 :“他为人谦逊,说话不慌不忙并带有苏格兰口音的罗伯特·林(Robert Lim) ,轻而易举地以权威身份成为这场讨论的主角。在这个生于新加坡的华人身上,有些东西极具魅力。他的医学观点是非正统的,却极富有启发性,他的主张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这一点,便认为什么都没有用了。”“凡是参观过林博士医疗救援团(即红会救护总队部,笔者注) 的人,都对这位领导者的见解和人品,留有美好的印象。但是,政治——在自由中国往往意味着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行当,也已来到了图云关。罗伯特·林是那种不受正统观念束缚的人,国民党的说教,他并不十分放在心上。他甚至把救护车队派到有共产党部队作战的前线。这些车子很快被撤了回来。他受到有危险思想的指责,却迟迟没有消除。这位惯于独立思考,一心扑在改进军医工作的专家,越来越频繁地受到重庆党部发来的命令的干扰。医疗救援团为自己的独立性进行了斗争。然而,这是以林博士在中国战争最后一年辞去职务为结局输掉的战斗。但是,他对中国军医的培训,他的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彪炳于中国救死扶伤工作的史册上。”(贵阳市科协)

责任编辑: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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