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抗战中的八路军交通站
时间: 2015-08-29 来源: 贵阳文明网 字体: [] [] [] [打印] [关闭]


位于民生路的“八路军贵阳办事处”。  

    在贵阳的民生路中段,有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路宽1米出头。在小巷深处有一个破旧的院子,然而就是这个普通的小院,可让时光倒回到70年前烽火弥漫的抗战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贵阳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随之突出。同年12月,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联络机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任命贵州人袁超俊为站长,以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具体位置,就是今民生路41号。交通站在建立后的两年时间里,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方式,在军需物资运输、人员转送、秘密党组织和党员的领导、联系以及统战、青年、家属工作等方面,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并有力地支持了贵州地方党组织的工作,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70年过去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已永远载入贵州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小十字繁华民生路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曾入驻 
   
当年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所在地,如今只看得到一个住着几户人家的老院子。一个姓王的女人,来贵阳打工,花100来块钱租了其中一间民房,一家三口住在里面。 
   
除了院子门前立着的那块“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字样的石碑,这个院子并没有什么地方能让人联想到,70多年前它曾经有过的传奇经历。 
   
当时,贵州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抗战大后方,许多工厂、企业、学校、军事院校纷纷迁到贵州。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与邻省相通,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也是内地通往境外(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要经过贵阳进行转运。 
   
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同时向武汉发起进攻,中共驻武汉代表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决定西迁重庆。为了保持大后方与延安之间的联系,12月,周恩来和叶剑英途经桂林时,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机构——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任命袁超俊具体负责筹建并出任站长。 
   
袁超俊,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等职务。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七旬老人的袁超俊用口述、记录员整理的形式,写下了回忆录——《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始末》(后简称《建站始末》)。 
   
袁超俊回忆,交通站建立后,他即与省工委取得联系,并有专职的联络员。交通站最先是建在达德学校操场旁的教室内,后因学校开学,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在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遂搬至位于六座碑与晋禄寺间(今民生路41号)的进步人士熊逸民家。 
   
据《建站始末》记载,当时交通站有工作人员20多人,除站长外,有出纳、收发、公务员、警卫员、司机和押车副官等。初期只有一部由救护车改装的卡车,后海外华侨捐赠了5辆卡车,又自购了5辆卡车,增加了10多位司机。 
   
转运物资和人员 确保大后方南北交通线畅通 
   
1939年上半年,贵阳交通站专运从武汉、长沙经衡阳、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 
   
据资料,1939年4月,五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从越南出发,经过滇黔公路首先到贵阳,由副官李泽纯押运直接送到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他又押运十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圆满完成了任务。 
   
同年7月、8月,我党从香港购买到一大批汽油、机油和五辆道奇牌卡车,还有海外华侨捐赠的九辆新卡车及捐赠物品,从新加坡经马六甲海峡到香港,至越南河内登陆,再转运回国,经贵阳交通站抢运到重庆、延安。 
   
此外,宋庆龄、何香凝、廖承志等在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这一时期,经贵阳运送的物资和人员,约计一百五十车,卓有成效地保证了抗战后方、中共南北交通线的畅通。 
   
“运输抗日物资任务艰巨,不少司机因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贵阳史学研究者周诗若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组织了大量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香港等地归国的华侨司机及国内司机,先后共有二十多名驾驶员日夜辛苦地奔赴在运输线上…… 
   
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贵阳,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接待任务同样非常繁重。新四军军长叶挺、叶剑英、李克农夫妇、徐特立、李达等领导同志,先后停留在贵阳。 
   
今年85岁的李伯顺是一名退休老干部,1938年,他的奶奶就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附近卖早餐。“奶奶以前告诉我,她在交通站常见到一个身材瘦小、说着外国话的年轻人进出。”李伯顺说,奶奶后来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前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当时胡志明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 
   
交通站站长袁超俊也曾回忆,胡志明每次回到交通站就如同回到了家,洗个脸就开始工作,打字写东西。有时一连工作几天才下楼,休息时和交通站的同志一起娱乐。胡志明还多次委托其帮助解决一些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的交通、汇款等问题。 
   
交通站另一重任就是安置和照顾从桂林转移过来的中央部分领导人的家属,并确保他们的安全。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博古的女儿秦新华以及李克农的父母、岳母、弟侄等共二十余人先后来到贵阳。1939年2月4日,“二·四”惨案发生当天,贵阳遭日军轰炸,交通站又将这批领导家属安排到青岩古镇居住。这一时期内,站长袁超俊每月都会骑自行车去青岩探望,送去生活费及书报。 
   
威清门宋家小院 繁忙的抗战物资“运输站” 
   
“民生路熊家不宜建仓库和停车场,八路军办事处大量转运至前线的物资,在贵阳存放在何处?”贵阳史学研究者周诗若带着这样的疑问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得出结论——“威清门外的永年药号职员宋鹤轩的家,就是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运输站。” 
   
“宋家离公路比较近,房前有一大片垃圾地,地势偏高,平整后即可作停车场。”周诗若说。 
   
袁超俊在《建站始末》中这样描述——“仅有的军饷更多地用在前线,用在同敌人直接作战的同志们身上,号召全体人员艰苦奋斗,自己动手建车库和停车场。”租下宋家几间房屋后,大家自筹资金、买来粗竹,自己画线、立柱、绑竹子、立房架,再把竹子从中刨开,片片相扣当瓦盖。同志们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经过几天努力,搭建了一个可停3辆卡车的停车房、一个修理车间和一个仓库,存放物资和汽油。 
   
从此,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收到的大量援华物资就存放在这里,并从威清门转运至前线。 
   
日前,本报记者和周诗若一起在威清门附近高楼大厦间寻觅,而“宋家小院”早已踪迹全无。 
   
“当时选择这里作为转运站是有道理的。”周诗若说,威清门为贵阳“九门四阁”之一,修筑于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出此门可直达明代的重要军事卫所——威清卫,故取名威清门。抗战期间这里连接着国际援华物资的战略通道——“史迪威公路”,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抗战物资存放此处,方便运输、储存、转运、修车、人员休整等,宋家小院又不招人耳目,所以成为当时比较繁忙的运输站。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在抗战期间作出的贡献,位于威清门宋鹤轩家的运输站功不可没。 
   
相关链接: 
   
八路军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主要城市设立的办事机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一些主要城市陆续设立了办事机构。一般称办事处,有的称通讯处或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联络友军,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共过往人员,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的活动,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等。主要有驻南京办事处、驻武汉办事处、驻重庆办事处、驻香港办事处、驻贵阳交通站等。 
   
延伸阅读: 
   
2013年8月30日,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12集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八路军办事处》在京举行开机仪式。剧组前往重庆、贵阳、上海、香港等地以及美国、俄罗斯等国进行实景拍摄。作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该片将在中央电视台首播,随后向全国省市台推广播出。纪录片《八路军办事处》以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为背景,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为主线,全景式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国共合作、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建立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联系的奋斗历程。 
   
青岩古镇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相关联的抗战记忆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相关联的贵阳抗战记忆旧址,还有青岩古镇。 
   
8月20日,本报记者来到青岩,探访“周恩来之父曾居地”——丁氏民宅。这处位于背街的老宅,每天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光。
   
老宅始建于清末,坐北向南,面阔三间。周父曾居住于西次间,现仍是丁家私宅,保存完好。1966年,革命家属身份公开后,丁姓房主才知道了周老先生的真实身份,遂将周父当年使用过的部分家具、物品保留下来。所以,如今来青岩旅游的人,还能亲见周老先生曾用过的老式雕花床。 
   
沿着古镇南明清街可走到87号吴家,其后院是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曾居地。记者到达时,这里大门紧闭,宅内正在翻修,而后院外立面已经修复好。邓母曾经使用过的床和一些物品存放在前院,待老宅修缮完工后即可恢复对外展览功能。  
    
94岁的青岩老人李兴明,曾见过周父及邓母二人。 
   
“当时只知道他们是难民,并不知道真实身份。两位老人都六十有余,大家就叫他们老公公、老奶奶。”李兴明告诉记者,杨老夫人极少出门,但她懂得中医,曾为当地一个六岁的孩子医过烫伤。之后,附近的人也常去找她治病。“我对她了解并不多,只觉得她举止、谈吐都不同于一般人。” 
   
周父的故居就在李兴明家的对面,后者描述周老先生时常身穿阴丹蓝布衫,天冷时再加一件黑色马褂,戴“瓜皮小帽”。“他常到当地人张树清卖水果的摊摊上闲聊,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好朋友。有一次,他发现张树清面色不对,就将自己带过来的西药给张服用,很有效果。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一些青岩人都来找老先生索药,老人也都尽量满足。”李兴明说,周父和邓母待人接物很有礼貌,也十分亲和。 
   
“皖南事变”前夕,国共两党关系逆转,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变得不安全。1941年,居住在青岩的家属们陆续离开了青岩,转移重庆。1942年7月,周父在重庆红岩不幸病故。他在青岩的这段日子,远离了颠簸与战乱,也算是过上了一段安静的生活。 
   
交通站被查封 周恩来亲自救人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贵阳的一面公开旗帜,统战工作也是交通站的任务之一。 
   
交通站在贵阳期间,特别注意利用与各界人士的接触机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战形势,袁超俊应邀到达德学校宣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一批进步青年和医务人员到抗日根据地。他还说服红十字总会会长林可胜为八路军输送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以公开工作作掩护,完成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桂林办事处交办的秘密任务,有效援助贵阳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使地方党的组织得以发展。 
   
1940年底,国民党反共高潮日渐升级。今年80岁的张兴民还记得,1941年,自己6岁,和家人住小十字。1月21日,他与家人被一阵骚动声惊动。来到门外,只见一群穿着制服的军警将八路军交通站层层包围。几名年轻男女被背着枪的国民党兵从交通站里押出并带上汽车,交通站被贴上了封条。 
   
袁超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包围行动中,国民党逮捕了7名交通站成员,查抄全部枪支弹药及物资。直到当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多番交涉,国民党才将被捕成员全部释放,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至此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两名运送物资的归国华侨司机——郭嘉、李德富遭国民党秘密杀害。 
    
“短短两年时间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个‘后勤服务队’,保证了抗战大后方中共南北交通线的畅通,公开地为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共贵阳党史如此评价。(记者 刘辉 杨禹璋)

责任编辑: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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