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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95周年:“狱中党支部” 谱写英雄诗篇
时间: 2016-06-30 来源: 贵阳文明网 字体: [] [] [] [打印] [关闭]

  核心提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一方面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战。另一方面,又暗地对支持和参与团结抗战的共产党党员、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逮捕、关押和杀害。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和“反共”的方针。至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的反共浪潮达到新的高潮。

  1937年迁入息烽的国民党息烽集中营,在此后的九年时间里,关押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无辜人员达1200余人,其中600多人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酷刑加身,在不见天日的牢狱中,以罗世文、车耀先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秘密成立狱中支部,联合团结难友,在“人间魔窟”中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息烽集中营旧址全景

  “息烽集中营” 

  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是1936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里面设立的一所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包括“既不能放、又不能杀”的“政治犯”在内的特殊犯人。

  沿贵遵公路一路北上,大约1个多小时后,便到达息烽集中营旧址。这里悬挂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的牌匾。

  带着电网的院墙,看起来并不高大,板壁房式的监舍也没那么牢固,监舍的名字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命名。集中营中有一个湖,名为“明心湖”,湖边竖着一块木牌,上有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手书的两行文字:“无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现在看来,这些都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为这个臭名昭著的人间魔窟进行的粉饰和美化。

  

  ▲曾经森严戒备的集中营

  1937年11月,前身为“中央军人监狱”中的一个秘密监狱——“南京新监”辗转武汉、益阳等地后,迁到息烽县城。次年11月,搬至距离县城6公里的阳朗坝猫洞,即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息烽集中营。

  国民党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是1936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江东门外的“中央军人监狱”里面设立的一所秘密监狱,专门关押包括“既不能放,又不能杀”的“政治犯”在内的特殊犯人。

  1937年7月,这个秘密监狱搬入一座新修的规模更大的独立监狱,称“南京新监”。“七七”事变后,国土沦陷,“南京新监”迁往武汉,不久又迁湖南益阳。1938年11月搬到距息烽县城6公里外的阳朗坝猫洞,监房沿用“南京新监”的8个监号,并增设了“特监”。

  贵州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而息烽地处黔中腹地。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在息烽设立了“国民政府中央警察军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直属第二无线电通讯总台”等12个机构,加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直属特务第二团”和特务队、宪兵队、保安队等驻军,当时仅有两千多人的息烽县城,军、宪、特人员就达一万余人。就连息烽县政府的县长,也是由军统局少将担任,息烽成了军统的大本营。

  “步步惊心” 

  据李任夫回忆,集中营里杀人,基本上由“第二组”的爪牙们行刑,地点选在监后山上或马路两旁山坡。对于死刑的执行,事前绝对保密,事后也不准随便谈论。枪决、棒杀、活埋,是“息营”中常用的三种方法。

  爱国民主人士李任夫,李宗仁之侄,曾任爱国将领李济深的秘书。他曾于1941年至1946年,在息烽集中营里度过5年黑暗的岁月。他撰文回忆道:“军统”内部称“息营”(即息烽集中营)为“大学”,其他的集中营为“中学”或“小学”(如重庆白公馆为“中学”,重庆望龙门看守所为“小学”)。它的规模比其他集中营大,并属于最高的等级。从各处送来此地的,一般都称为“升大学”。至于“留学”,则是处死的代名词。

  

  ▲集中营内景

  李任夫回忆道,当时“息营”多在夜里杀人。如果某个房间里夜里有人被提审,在被提审的同志未回来之前,同室的难友都会焦急地等待着。回来了,大家便问长问短,格外亲切。假如久无消息,并夜半听到枪声,则唯有“悲愤交集,凄然无语”了。

  被抓进集中营的“犯人”,任何人都被要求不准说自己的姓名,只有一个数字代号。随后关入监房单独禁闭,这期间无人可与谈话,又不准散步。第二阶段,便进入到大房内过“集体生活”。

  为千方百计“套出”真实情况,集中营中往往会派出特务佯装犯人,故意安排与某人同住,佯装同情,实则刺探。第二阶段过后,一部分人被安排参加生产劳动,年老有病的则留在房里。如果发现违禁物品或秘密活动,则视轻重进行处分,重则戴上镣铐,打入重禁闭室。

  奖励告密,是“新监”中非常毒辣的一招,他们在每间监房里设报告箱,“鼓励”检举和揭发。反动派担心在集中营中的丑行公之于众,故对出狱得到自由,又泄露了息营秘密的人进行重新抓捕,称之为“二进宫”;而对于有着重大嫌疑,但无确证,既不能杀,又不能放的人,则长期监禁,成了“白头公”。

  而集中营中刑讯的残酷和残毒,更是一言难尽。除了一般的毒打,“水火交攻(开水烫、铁火烧)”亦有所闻。更为恶毒的毒刑还有:灌辣椒水、钻刺指甲和上电刑。灌过辣椒水的人大都眼鼻红肿,浑身辣痛,呕吐不止,往往造成吐血或神经失常;钻刺指甲的毒刑更为痛苦,双手合十紧缚,用锥子从指尖钻下,随钻随问,令受刑者流血如注仍不罢手。昏厥后,用冷水浇醒再问,受过此刑的人,指甲全部脱落,不易再生。而电刑更是令人惨痛发狂,几天后仍神经麻木,不能饮食。

  据李任夫回忆,集中营里杀人,基本上由“第二组”的爪牙们行刑,地点选在监后山上或马路两旁山坡。对于死刑的执行,事前绝对保密,事后也不准随便谈论。枪决、棒杀、活埋,是息营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枪决又有“快板”、“慢板”之分,“快”即击中要害,一枪解决,多行之于军统“自己人”身上;“慢板”则是最残酷的,先射击被害者的脚,再射上肢,最后再给致命一枪,让受害者备受痛苦,慢慢死去。

  “秘密行动” 

  利用借阅书报的机会,狱中地下党员互相传递消息、交换意见,图书馆成了党支部的“地下联络站”,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息烽集中营设立初期,推行肆意摧残和疯狂屠杀政策。时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这种赤裸裸的杀戮政策不仅毫无收效,而且遭到社会舆论的遣责。1941年3月,周养浩接任监狱主任职务后,推行“狱政革新”,妄图实施“精神软化”。

  他把监房改称“斋房”,成立生产单位,把“犯人”改称“修养人”,白天出牢房参加劳动和学习,妄图达到“溶共、限共”的目的。“狱政革新”的推行,让共产党人走出牢房参加劳动和学习,相互有了接触的机会,为地下党支部的建立提供了外部条件;罗世文(中共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川康特委军委委员)当时也被囚在息烽集中营,为中国共产党在狱中开展工作,组建支部创造了内在条件。

  

  ▲罗世文

  罗世文、车耀先以敏锐的观察力,识别和考察出许晓轩、韩子栋、宋绮云、张露萍等一批立场坚定、对党忠诚的中共党员。罗世文是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的“政治犯”,他同车耀先都是戴笠挂了号的“要犯”,监狱方不敢随意加害。他们通过秘密纸条,向狱中的党员传达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鼓励同志们坚持气节,坚决而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

  1941年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息烽集中营”地下党支部正式成立,当时掌握和了解的党员有7名,由罗世文担任支部书记,车耀先、韩子栋任支委。

  期间,车耀先利用“工作修养人”的身份,在图书馆管理图书。他清理出从“囚犯”的行李中搜出来的进步书刊。经书籍归类、修补、编号后,开放了图书馆。他还将报纸上的重要信息摘要于纸上,并放入线装书借机转送到同志手中。利用借阅书报的机会,狱中地下党员互相传递消息、交换意见,图书馆成了党支部的“地下联络站”,在开展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地下党支部还拟订出5条工作计划: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抵制腐蚀软化,同内部的叛徒行为作斗争;团结党外难友,壮大自己的力量;从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入手,恢复体质,以便争取出狱。利用学习讨论和写作、演出等机会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尽快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联系,争取援救,在条件成熟时暴动越狱。

  黄显声,中共秘密党员,被捕前历任东北陆军骑兵第二师师长、五十三军副军长,中将军衔,1939年被押解到息烽集中营,享有很高的威望,就连监狱主任周养浩等人都对他畏惧三分。

  在狱中,黄显声没有暴露党员的身份,并一直支持狱中支部的工作。党支部通过他向监狱方提出三个条件:定时打开牢门(早6点、晚7点)、不准打骂和改善伙食。这三个条件符合息烽集中营的“狱政革新”,周养浩只好同意了。这是党支部成立来取得的第一次斗争胜利。

  “杀人魔窟” 

  在中共“息烽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共产党员团结难友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改造与反改造、软化与反软化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连周养浩也不得不承认所搞的狱政革新“遭到在押共产党员的抵制收效甚微”。

  为对抗监狱的“连坐法”和打骂“犯人”的问题,狱中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3年,共产党员尚承文因顶撞生产组长郑星槎而被打得口吐鲜血,黄显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郑痛打了一顿。郑星槎原是军统分子,因违犯纪律被囚在息烽集中营,经常仗势欺人,难友们十分痛恨。

  事发后,周养浩要黄显声上讲台当众认错赔罪。黄显声走上台去,一言不发怒视着台上的周养浩,台下几百双眼睛也怒视着台上的周养浩,黄显声环视了会场一周,迈步走下讲台。会后,在“修养人”的抗议下,周养浩只好撤销了郑星槎的生产组长职务,并将其关入监房。

  

  ▲车耀先

  利用“狱政革新”的机会,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分别撰写了论文、诗歌、小说等作品,发表在集中营举办的刊物上,或锋芒毕露,或寄物抒情,斥责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4月1日,是军统前身“复兴社”成立的“纪念日”。党支部利用这个机会,号召党员积极参与文艺晚会,利用这个阵地,活跃身心,宣传抗日。罗世文还亲自编写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表现在汉奸政权下士兵起义的话剧《反正》。在息烽集中营大礼堂的戏台上,张露萍还饰演了《日出》中的女主角陈白露,演得栩栩如生。

  1945年夏,戴笠到息烽指使周养浩取消“狱政革新”,控制“囚犯”行动。息烽集中营的管理又恢复了酷刑和杀戮政策。此时,中共地下党支部的党员已经扩大到15人,支部的秘密活动受到一定限制,但仍未中断。

  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与在重庆从事秘密工作的张蔚林、冯传庆、杨洸、赵力耕、陈国柱、王锡珍被特务押赴刑场,7名共产党员全部英勇牺牲。

  1946年7月,息烽集中营撤销,地下临时党支部的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宋绮云、徐林侠、陈策、谭沈明等8名中共秘密党员,同其他64名难友一起,被敌人转囚于重庆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在重庆,狱中地下党支部领导难友们继续开展狱中斗争。8月8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敌人杀害。除韩子栋逃出外,许晓轩、宋绮云、徐林侠、陈策、谭沈明均在1949年敌人制造的“11.27”大屠杀中殉难。

  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设在息烽的秘密集中营,是一座杀人魔窟。在中共“息烽集中营”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狱中共产党员团结难友,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改造与反改造、软化与反软化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连周养浩也不得不承认所搞的狱政革新“遭到在押共产党员的抵制收效甚微”。

  在息烽集中营,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们,谱写了英雄诗篇,永载史册。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不屈不挠的斗志,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的崇高品质,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链接 

  为张露萍正名 

  张露萍,真名余家英,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1937年秋,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到延安后取名黎琳。1939年10月,黎琳到重庆后,受中共南方局指派,同军统局中尉电讯报务员、秘密党员张蔚林以“兄妹”相称,实则由张露萍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陈国柱、王锡珍等6名在军统内部的秘密中共党员,组成特别支部,开展秘密斗争。

  由于工作需要,黎琳化名“张露萍”。从此,在重庆街头出现了一个芳龄十八九岁,身着连衣裙,戴法兰西绒帽,脚蹬半高跟鞋的“摩登女郎”。从1939年秋至1940年春,军统电讯总台的人员名单、电台呼号、波长、密码、通讯网分布情况和各种行动计划等绝密情报,都通过张露萍之手源源不断地送到了南方局或直接发往延安,军统几百个电台和上千名电讯人员的秘密任务被共产党掌握。

  

  1940年,张蔚林不慎将一部收报机真空管烧坏,被关禁闭。由于缺乏斗争经验,他从看守所逃跑后直奔周公馆。位于重庆牛角沱的“张氏兄妹”住所暴露,张露萍等7名小组成员相继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也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

  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战友们被押送息烽集中营监禁。1945年7月14日,张露萍等七人在息烽快活岭壮烈牺牲,年仅24岁。

  延安“整风”时期,康生在会上宣布:“黎琳叛变了,是叛徒。”张露萍和六个战友直到牺牲还不知道,自己头上扣了一顶叛徒的帽子。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中央布置编写党史工作。当初直接领导张露萍的雷英夫被从总参谋部抽调出来,负责南方局这一段历史的党史资料征集。而张露萍等七人被捕后下落不明,虽被康生定为“叛徒”,但无任何依据。

  要对革命同志负责,就得找到他们的下落。就在大伙为线索发愁时,来自贵州省妇联办的刊物——《贵州妇女》中的一篇文章《从容就义气如虹》,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文章记述了张露萍和六个战友在息烽集中营关押期间,坚持斗争,最后英勇牺牲的经过。

  事情的转机,还得从当年从白公馆成功逃出的韩子栋说起。1958年,他从北京调来贵阳工作,在集中营旧址附近的快活岭找到了张露萍七烈士的葬身之处,并请当地的老百姓修葺了坟墓。为烈士们平反昭雪,一直是他心中的痛。为此,他找到省妇联的同志,详细讲述了张露萍在息烽集中营的英勇事迹,同时提供了车耀先烈士的女儿、张露萍去延安之前的好友车崇英在成都的住址。

  省妇联的采访组找到车崇英,车崇英提供了当年和张露萍的合影,并把张露萍的身世、当年去延安的过程详细介绍了一番。

  1981年第一期《贵州妇女》杂志上,刊发了这篇《从容就义气如虹》。这期的《贵州妇女》被送到全国妇联,时任全国妇联办公厅主任的刘革非,是当年和张露萍一块儿去延安的好友,同时她也是雷英夫的妻子。她立即把这本刊物拿给了雷英夫。至此,尘封了四十多年后,张露萍等人的英雄事迹这才大白于天下。1983年,她被追认为烈士。

责任编辑:祝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