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图云关 抗战大后方的全国“救护中心”
时间: 2015-08-31 来源: 贵阳文明网 字体: [] [] [] [打印] [关闭]

  
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

  
刻着国际援华医疗队医务工作者名单的纪念碑。

  
救护总队部分医护人员在贵阳图云关留影。

  
外籍援华医生在贵阳图云关的合影。

  
红十字会医院医生为受伤民众施行手术。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

  图云关,为老贵阳九门四阁十四关之一,位于现今贵阳森林公园北门入口处。
  一座写有“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静静地耸立在公园深处……
  1939年2月,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由湖南祁阳迁至贵阳。当时,由波兰、奥地利、美国、捷克等九个国家组成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也加盟进来。图云关,成为当时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医疗救护中心、战地救护的“心脏”。
  从1939年至1945年10月的六年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共手术近20万人,住院治疗200余万人,门诊军人248万余人,门诊平民200万余人,预防接种460余万人,特别营养近百万余人。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故事
  1937年7月,中华大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平津、上海等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在此背景下,1938年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汉口筹建,由医学博士林可胜担任总干事兼救护总队长。随着战局的严峻,救护总队转迁到长沙正式成立,之后到湖南祁阳,1939年2月来到了贵阳图云关。
  全国战地救护从图云关出发
  “图云关不但是全国战地救护的指挥中心,还是战地医务人员的培训中心。”我省历史学家史继忠介绍说,这里除了是救护总队的中枢所在,一同前来的还有卫生署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总所、陆军后方医院等。救护总队和训练署紧密配合,林可胜一人担任总队队长和所长。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地,除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以外,同时也派出医疗队赴延安、太行、皖南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协助八路军、新四军,为伤病员和群众服务。之后日本进攻东南亚,应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请求,部分医务人员还远赴印度进行战地救护。
  与此同时,无数经过培训的战时医护人员,从这里奔赴抗日前线。
  建立医疗“小城镇”
  在图云关峰峦起伏、浓荫满坡的树林里,几十间茅草房、满山遍野的帐篷,形成了战时卫生医疗“小城镇”。
  在这些茅草房里,有救护总队部、直属大队、诊疗所、后方医院、训练所教室等。由于条件艰苦,队员们自己着手改进医疗条件,因地制宜地用竹子搭起了工作台,用竹子编成担架,以竹夹、竹碗来代替一些手术器械,还研制出木板夹板、竹板夹板。
  据档案记载,在1940至1942年期间,救护总队的大小医疗队有150个,医务人员及工作人员达到了3420人,有医师、药师、工程师、机械师、护士、助产士、技工、司机等,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因此得到了良好的医治和护理;世界各地援华的成千吨医药物资及自制的一些药品和医疗器械,由此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200多辆救护车及运输车辆,保障了伤病员及药品物资的输送。
  当时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还曾说服林可胜为八路军输送了一批医疗器械和药品。
  林可胜和他的精英同事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是一位新加坡华侨,祖籍福建,父亲林文庆是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林可胜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获生理学博士,1925年回国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1933年日军进犯喜峰口,他便带领学生志愿医疗服务队进行战地服务。“七七事变”后,他在汉口组织了20多个医疗队,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力。在贵阳,他主持了被称为中国战时最大的医学中心,创建了中国军队救护系统。
  林可胜作为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是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像他一样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的,还有很多很多。
  据《战地红十字》一书记载,救护总队人才荟萃,集中了全国不少优秀医学专家、学者和精通业务的医务工作者,有留学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名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也有毕业于国内协和、同济、湘雅等医学院的高材生。后期总队长由骨科专家胡兰生担任,还有荣独山、林竟成、周寿恺、汤蠡舟、屠开元、汪凯熙等X光、内科、外科等一大批医学专家。
  “作为全国医疗卫生界的精英,他们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来到贵阳,为减轻伤病员的痛苦而竭尽全力,献身于救死扶伤的事业,直到最后的胜利。后来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了我国医学界的泰斗。”史继忠说。
  提供日本细菌战铁证
  1941年11月4日,一架敌机盘旋于湖南常德上空,投下棉絮块和谷麦等物,当地立即鼠疫暴发。地方政府急电救护总队请求支援,微生物学专家陈文贵带领技术队员和设备赶到常德。经尸体解剖、细菌检查、动物实验以及调查取证,证实为败血性鼠疫,是日本侵略者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铁证。
  专家们采取有效措施,很快控制了鼠疫的流行,并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报告,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重视和谴责。外籍医生肯德根据防治鼠疫情况写成《鼠疫横行在常德》的报告,战后这些报告转于国际法庭,为1953年在沈阳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时,提供了日寇在华中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证。
  医疗惠及平民百姓
  1942年,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和大西门开设了两个诊疗所,设有内科、外科、小儿科、妇产科、X光室、化验室等,为贵阳老百姓看病治病,收费低廉,就诊人数众多,很受大家的欢迎。
  同年夏季,贵阳曾经流行霍乱,疫情区主要集中在大南门的南明河一带,说明与饮用不清洁的河水有关。救护总队及时地采取了措施,有效地控制住霍乱的扩散。
  此外,救护总队还为躲避战乱的难民提供了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1944年冬,日寇进犯贵州的独山、都匀地区,无数难民纷纷逃难至贵阳,每天途经图云关的难民在数百人以上。救护总队设立接待站,为过路难民提供茶水及休息地方,对患有猩红热、斑疹和伤寒的百姓,进行治疗。另外,救护总队在都匀、独山、桐梓、遵义等地还派驻了医疗中队,为难民诊治疾病和防治传染病。
  实行人道主义医治
  救护总队所属的各医疗队,根据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对被俘的日军伤病员给予了救治。
  1942年5月,救护总队曾派出一支医疗队到设立在我省镇远县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对该所收容的700多名战俘进行医疗防疫工作。医学专家汤蠡舟当时写下:“红十字会本着‘博爱恤兵’之宗旨,敌国兵民遭受战争之损害,也需一视同仁予以救济和赈济……今后对于俘虏之将护,亦当锲而不舍,求战后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
  1944年底,该医疗队随俘虏收容所迁往重庆。此后,救护总队又派出另一支医疗队到重庆南温泉集中营,对收容在那里的200多名战俘进行医防工作。
  艰苦环境下的乐观精神
  当时图云关的办公室、宿舍等都很简陋,竹篱敷泥巴的墙、稻草盖顶的茅草房,点的是菜油灯。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医护人员吃的糙米还经常短缺,每天晚上加班加点工作,为伤病员做手术,或抢救病人,或出车护送药品到前线。但为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为了救死扶伤的共同目标,大家都没有叫一声“苦”。
  救护总队部离市中心较远,队里的年轻人在休息天时,会从图云关走到雨高桥,再走路或坐马车进城,看一场电影和上馆子吃饭,改善一下生活。
  据档案记载,1939年秋,一次十多位年轻人聚会闲谈中,他们建议办个“书报供应社”,丰富一下文化生活。很快供应社在敲锣打鼓声中成立,收到上千本捐赠和新购图书,经整理编号登记,供大家借阅。
  歌咏组接着也成立了,一时间,在图云关的高山峡谷间,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云霄……
  而成立之后的话剧组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在简易的礼堂里表演《放下你的鞭子》、《一个厌战的日本军官》、《当汉奸的下场》等剧目,大大鼓舞了大家的士气。
  联欢晚会、篝火晚会、球类比赛、爬山、游泳等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抗日救亡、救死扶伤的青年们,工作时严肃紧张,生活中心情舒畅。
  世人将永远铭记他们
  曾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的杨永楦,其父杨锡寿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一员。在她的提议和奔走下,2013年,图云关森林公园内竖起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纪念碑。
  今年8月25日,我市在森林公园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图云关被命名为“贵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天各界人士献上了鲜花,祭奠抗战英烈。
  后人呼吁建一个纪念馆
  “父亲于1945年元月到达图云关,进入内科工作。抗战胜利后,他留了下来,做一些收尾的工作,解放后一直是省内很有名气的内科医生。”
  讲起那段历史,杨永楦对记者说,从父亲那里知道的故事并不多,真正带她走进这段历史的,并深感震撼的,是省、市档案局公开了几千卷档案。
  “2006年,市档案局整理了九百来卷史料,根据当时的会议纪要、新闻报道和林可胜签字的文件等,出版了一本《战地红十字会》。同时,贵阳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又先后组织编撰了《国际援华医疗队在贵阳》画册和《经霜的红叶——国际援华医疗队的故事》一书。”杨永楦说。
  在她看来,这段历史很值得大书特书。“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对前线最好的支持。救护总队在救助战场伤兵和培训战地医务人员方面,有着卓越的成绩。”杨永楦非常赞同林可胜的理念,即“医生要跟着战地走”。
  “图云关救护总队人数最多的时候近4000人,吃喝拉撒都在这里,现在真的很难想象。”杨永楦说,那时这里遍地都是帐篷和茅草屋,冬天时,火炭都给病人用,医生们只能尽量穿得厚些取暖。“父亲告诉我,尽管条件艰苦,这里的医疗器械却是一流的,还给伤员冲澡、对衣物进行消毒。”
  这里还有一批国内有名的医学专家。“我父亲一到图云关,就跟著名医学家、内分泌专家周寿恺一起工作,他后来当了中山医学院副院长。”杨永楦还聊到了护士长周美玉,称她为“泰斗级”护士长,在图云关时,她把护士工作安排得妥妥当当,有很多外国医生追求她,她都拒绝了。一直未婚,将一生献给了护理事业。
  “在这个地方,我认为还应建纪念馆和追思园。目前,我们一共找到了36位有名有姓的后人,他们经常给我发邮件、通电话,告诉我他们手上有长辈的一些遗物,很愿意捐赠。前不久,我还收到了一个从四川发过来的邮件,里面是一份1928年出版的有关妇科治疗的文章,中英文对照。邮件中称,图云关一位姓苏的医生是自己的父亲,一名妇科医生。这些后人都呼吁建一个纪念馆,把当时留存下来的珍贵的照片、资料等,以及搜集的遗物,都展示出来,让世人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征集图云关故事引来关注
  今年3月,贵阳市南明区面向国内外各界人士征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在贵阳图云关的故事”,引起了广泛关注。
  家住上海的王大兴先生随即致电主办方,说他的母亲、现年94岁高龄的董以惠老人,曾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服务,老人非常愿意整理和提供她所经历的抗战故事,帮助主办方和人们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董以惠老人,是浙江长兴人。抗战爆发时,年仅16岁的她正在上海东南医院学习。“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前夜,满腔爱国热血的她,不顾家人的担忧和反对,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随着上海沦陷和南京告急,董以惠随医疗队一路转战,到汉口参加了整编,并经由长沙完成集训后,于1939年2月初辗转来到贵阳图云关。
  后来,董以惠及她所在的医疗队,又被派往江西、湖南等战地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的胜利。
  遵义市红花岗区的退休老干部李性刚,送来一本《家之梦》,里面有一段描写其父亲在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救治的经历;贵州省广播电视台退休人员彭鸿书,送来了一封名为《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一件轶事》亲笔手稿…… (记者 刘辉 杨禹璋 冉靖宇)

责任编辑: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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