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攻占武汉后 贵阳成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枢纽
时间: 2015-08-26 来源: 贵阳文明网 字体: [] [] [] [打印] [关闭]

——解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民生路小院落前的石碑,显示着它不寻常的过去

  
抗战期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司机运送货物到延安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右五)与他们合影留念

  
昔日的保育院院歌

  抗战★时局
  八路军交通站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为击败日本法西斯的重要力量。
  为坚持长期抗战,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城市陆续设立办事机构,一般称交通站。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调集物资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采购与转运军需物资,输送爱国人士参加八路军和新四军,掩护中共地方组织活动等。
  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后,八路军办事处亦称为第18集团军办事处,但通常仍称八路军交通站。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后,国民政府西迁至重庆,以贵阳为连接点的川黔、湘黔、滇黔和黔桂四条公路干线,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国统区交通大动脉。同时,贵阳也是中国共产党联系华南、华东、西南与总部延安的重要枢纽。
  为防止日寇封锁和切断联系我国西南的交通,保持大后方与延安的联系,1938年12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决定在贵阳六座碑(今民生路35号)设立八路军交通站。诸多重要战略物资从这里转运至延安,中央领导人家属经这里前往青岩避难……

  A 国内战事吃紧
  后方建交通站
  民生路35号,藏身贵阳闹市区,是个占地面积不过百平方米的小院,房屋仍保持着以前古朴的木质结构。老贵阳人都已不住这里,留在院内的多是外乡人。
  小院的入口,一块刻着“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的石碑,提醒着往来人群——这里曾是不凡之地。尽管对院子的历史不熟悉,但院内的住户们闲暇时还是喜欢讨论这里的过往。住在院中的张大姐指着一间木门小屋说,“周恩来住过这里。”
  这样的说法,并没得到贵阳市委党史办资深研究员王毅力的认可。他说,抗战期间周恩来没到过贵阳,不过交通站的建立确实与其有关。1938年底,武汉沦陷,周恩来、叶剑英决定在大后方贵阳建立八路军交通站,方便与延安联系。原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贵州桐梓人袁超俊率人来到贵阳,在达德小学校长曾俊侯的帮助下建起交通站。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是七旬老人的袁超俊用口述、记录员整理的形式,写下了回忆录——《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建站始末》。袁超俊回忆,交通站最先是建在达德学校操场旁的教室内,后因学校开学,教室无法久用,遂搬至位于六座碑与晋禄寺间(今民生路35号)的进步人士熊逸民家。
  在今天的小院内,还有一口不足成年人两臂长的水井,井内已干涸,长着绿色的青苔。在贵阳研究历史多年的八旬老人周诗若说,这就是当年交通站成员吃水的地方。

  B 越共领导人胡志明
  曾在站内借宿
  今年85岁的李伯顺是一名退休老干部,1938年,他的奶奶就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附近卖早餐。“奶奶以前告诉我,她在交通站常见到一个身材瘦削、说着外国话的年轻人进出。”李伯顺说,奶奶向交通站工作人员打听,才知道这名年轻人是越南人,名叫胡光。后来,李奶奶通过报纸上的新闻,才知道胡光就是前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当时的化名。
  《黔人抗战史话》、《中国共产党贵阳历史第一卷》等史料中提到,当时的胡志明化名胡光,常搭乘八路军安排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间,联系越南国内党组织发展事宜。胡光住宿贵阳交通站内,交通站多次协助解决他和其他越南同志的交通费用。袁超俊是站内娱乐活动的核心人物,随便拿来一把钢锯,就能用琴弓拉出《渔光曲》、《黄水谣》伴奏,大家经常在一起唱歌。
  当时,贵阳交通站成为八路军的大后方,共产党一些领导人的家属为避免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转移到贵州,很多伤员、战士家属也都通过贵阳交通站得以转移。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等人,当时就在袁超俊的安排下,在贵阳城郊的青岩居住达两年之久。
  丁毅当年是贵阳的一名地下党党员,同时也是时任贵州省工委委员李策的妻子。
  据丁毅回忆,当年她在袁超俊的住处见过两位老人,一位是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另一位便是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周懋臣很喜欢逗小孩子,徐特立则是一口湖南话,拉着站内工作人员不断说“麻烦你们了”。
  因为交通站经费不多,每天只能吃最便宜的菜。丁毅教炊事员买些莲花白泡在米汤里做成酸菜,然后加大蒜和干辣椒来炒,这道菜让徐特立、周懋臣等人胃口大开,纷纷称赞贵州菜好吃。

  C 上百车战略物资
  安全运抵延安
  1939年2月,贵阳遭受日寇飞机轰炸,今大十字、中山路一片成为废墟。袁超俊决定在城内寻找安全之地存放物资与汽车,于是找到时任永年药号职员的宋鹤轩先生,在威清门外寻得一栋房屋,将此建成城外接待站。丁毅回忆,当时的威清门接待站什么都没有,她从家里搬来桌、椅、凳子、床板,才为接待站拼凑出家具。
  今年86岁的贵阳市民周新林介绍,他的叔叔当时是有名的木工。几名交通站内成员找到他,希望帮忙扎竹屋。叔叔跟他们来到威清门外,看见放着一大捆粗竹子。叔叔和交通站的成员将竹子劈成两半,相互扣在一起来做房瓦,其余人将竹子绑住撑起做支架。一个多星期后,简易的竹房建成,成为交通站的停车场和修理车间。
  后来,接待站成为共产党转移物质的一处中转休息站。共产党在香港购买的汽油、机油,宋庆龄在国外募捐的物资,海外华侨捐助的车辆……头天晚上到接待站,第二天凌晨就要赶紧离开,转运至重庆、延安等地。
  史料统计,仅在1939年夏季,交通站就先后转运150车的战略物资;当年冬天,又将红十字总会捐送的10吨医疗器械和药品安全送往了延安总部。

  D 交通站被查封
  周恩来亲自交涉
  1939年底,贵阳的政治氛围逐渐紧张。1940年底,袁超俊将六座碑处租住的房屋退掉,留在站内的只剩10多个成员;1941年初,贵阳数十名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抓捕;1941年1月21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查封……
  丁毅记得,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夕,她在夜里偷偷跑到交通站。站内工作人员让他快走,告诉他以后不能再来,袁超俊已在周恩来安排下离开了贵阳。随后,丁毅逃往重庆。
  今年80岁的张兴民还记得,1941年1月21日,6岁的他,家住小十字附近。他与家人被一阵骚动声惊动。来到门外一看,一群穿着制服的军警将八路军交通站层层包围。几名年轻男女被背着枪的国民党兵从交通站里带上汽车,交通站被贴上了封条。他长大后去查阅了很多资料才知道,当年所见的那些人是国民党中统黔室行动队、军统黔站等部门的军警特务。
  袁超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包围行动中,国民党逮捕了7名交通站成员,查抄全部枪支弹药及物资。直到当年8月,经过周恩来、叶剑英多番交涉,国民党才将被捕成员全部释放,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也就此完成了使命。”

  抗战★人物
  袁超俊
  1912年,袁超俊出生在贵州省桐梓县,家里为其取名严金操,后来因参加革命改名袁超俊。
  1936年,袁超俊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领导人、贵州司机工会主席、上海工人救国会主席、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长等职务。
  1939年,袁超俊根据周恩来指示到贵阳,建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并出任站长。在此期间,交通站有力配合中国地下党组织,为抗战做出贡献。
  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后, 袁超俊被周恩来派往香港,转入地下工作,担任香港华润公司业务部主任。华润公司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大量采购前线急需物资。
  新中国成立后,袁超俊回到北京,在纺织工业部工作。1957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后改名为国家旅游总局)成立,袁超俊任总经理,1983年离休。
  1999年6月6日,袁超俊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87岁。

  抗战★寻迹
  青岩保育院 战时避难所
  抗战期间,全国数百名难童几经辗转,从香港、广西、桂林来到青岩保育院,即今天的龙泉寺。今年80岁的广东老人杜乃强便是其中之一。
  1938年,杜乃强的出生地广州被日军轰炸,年仅3岁的他被送进香港第二保育院。之后,杜乃强被转入香港第三保育院。由于香港面临威胁,在游击队护送下,杜乃强与其他难童被送过深圳,经湖南、广西,进入贵州桐梓保育院。一年后,保育总会要求将男女分离,杜乃强因只有4岁,便与其他女孩转到青岩保育院。
  杜乃强还记得,当时的龙泉寺已被征用作为保育院,僧人都搬走了,寺里三层楼全都是搭着通铺的大寝室。那时粮食不够吃,他和小伙伴经常去田地里偷当地人的粮食吃,这些行为被他们冠上雅号——偷吃茄子名为“吃面包”、啃包谷叫做“吹口琴”、偷来的玉米插在腰间则叫“背手榴弹”。这样的事,让那时的杜乃强和小伙伴们乐此不疲。
  当年保育院轰动的盗墓事件,让杜乃强记忆犹新。那时保育院得到外界资助,孩子们穿的服装较好。一名保育院女孩因病过世后,被埋在北门外的山坡上。不久有人发现墓被盗了,女孩身上的衣物全被偷走。经调查,盗墓的是3名青岩当地人,后来都被判了刑。

  抗战★点评
  贵阳市党史办一处:
  贵阳发挥优势 支援前方抗战
  抗战期间,贵阳云集大批的运输机构和抗战单位,利用交通枢纽优势服务各个战区,为抗战做出巨大贡献。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履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职能,以合法公开的身份和地位与国民党打交道,并与本地中共地下党联系,公开或秘密地帮助开展活动。
  尽管只存在两年多,但贵阳八路军交通站的贡献不容忽视。在贵阳城内,八路军交通站的工作人员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团结各阶层抗日爱国人士,联系贵州的秘密党支部和地下党员。除了转送大批革命干部、家属和爱国青年到延安,还为八路军转运了大批军需物资。

  抗战★记忆
  地下党员潜伏 套取军统情报
  1991年,贵阳市河滨小学原校长李文昉去世,享年73岁。在儿子李红钢心中,崇拜的并非父亲在和平时期的工作成果,而是他当年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生活。
  据李文昉生前向李红钢讲述:1938年秋天,时年20岁的他,在湖北江陵简易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产党。3年后,“皖南事变”发生,他转移至湘鄂边地区,在1943年受命来到贵阳进行地下党工作。
  李红钢说,父亲到贵阳后,在朋友引荐下认识了当年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主任秦乐堂,此后被安排在编译室工作。当年,省政府就在如今省府路贵山饭店的地址,左侧是省保安司令部,对面是军统特务机关。李文昉常发烟给三个单位的岗哨,在闲聊中从他们口中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然后转给上级党组织。
  那些年,一名运送货物的马车夫是李文昉与湘鄂边地区党组织的“联络员”,他们每次都以接送衣物、粮食为名,给湖北老家带去“家书”。普通的一封信里,是一般人无法察觉的奥秘,只有李文昉与他的战友才能读懂当中的暗语。 

  抗战★寻迹
  贵阳电台街 播抗战之声
  贵阳市电台街,北起邮电医院,往南与文笔街东口相接,是条并不引人注目的背街小巷,因解放前后在小街的华家阁楼里建立过广播电台而得名。
  贵州省广播电视台退休老同志彭鸿书,是贵州抗战历史的研究爱好者。据他介绍,贵州广播电台筹建于1938年,设在贵阳知名人士华问渠的私家祠堂大觉精舍内(华家阁楼),行政上由国民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接领导。
  1939年2月4日,贵阳受到日本飞机轰炸。距离大十字极近的电台为躲避再次轰炸,在北郊的半边街用地50亩建成一座独立发射台。1938年武汉失守,中国军队从汉口抢运出来三台中波发射机。其中最优良的5000瓦中波机被配给贵州台,并建起40米高的塔式发射台。从贵州发射的电波功率强大,除了覆盖周边地区,还能到达新西兰和美国东海岸。
  抗战期间,广播电台每天早中晚三次播放节目,每次约2小时,内容主要是抗议日本侵略者,阐述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胜信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放松对贵州广播台的管理,机件老化、损坏后也从不更换。“即使是这样的烂摊子,贵阳临近解放时,国民党还要决定把它炸毁。”彭鸿书说,由于解放军及时到达,广播电台才保存并沿用下来。
  1951年4月,贵州广播电台更名“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电台街也因“电台”而得名。

  抗战★老兵
  老兵干诚:他为战机挂弹助飞虎队轰炸
  抗战老兵干诚,今年已97岁,湖北广济人,现居贵阳市。据干诚回忆,1937年抗战爆发,刚中学毕业的他与弟弟入伍,在部队学习汽车驾驶技术。随后两人到长沙国民革命军驾驶兵教育团学习6个月,本来要分去第5军开坦克,后因种种原因没有去成。
  干诚回忆,他后来到贵州黄平、贵阳及川桂公路局开车。后来,他在昆明的巫家坝机场当驾驶班班长,为援华的美国飞虎队的飞机加油、装运炸弹等。
  在此期间,美国轰炸机要执行轰炸越南河内日军的一次任务,干诚参加了轰炸机的挂弹工作。“每架飞机挂弹30吨,去了6架轰炸机,每架轰炸机有4架战斗机护航”。干诚回忆,起飞轰炸机中有著名的“B-24轰炸机”。
  在巫家坝工作期间,干诚与美国飞虎队的很多飞行员都建立了友谊。后来,他转到贵阳国民革命军防空部队,开汽车往返贵阳到广西之间拉大炮,并参加南丹大战、黔南事变等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事。 (贵阳网)

责任编辑: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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